二战胜利后，威望如此之高的丘吉尔为何会输掉选举？
1945年，丘吉尔在伦敦和群众一起欢庆欧战胜利结束。在白厅前面，他向聚集的大批民众高喊：“胜利属于你们！”而民众则回应：“不，胜利属于你！”不过，就在2个月后的大选中，此时高喊口号的民众，以同样的热情抛弃了这位带来胜利的领袖，选择了工党
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这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
”1945年5月7日，納粹德國宣告無條件投降，從1939年秋天開始響徹歐洲大陸達6年之久的槍炮聲終於停息了下來——久違的和平到來了，同盟國戰勝了軸心國。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三巨頭”之壹的溫斯頓·丘吉爾，當然有理由享受這壹勝利。第二天的午後，當他前往下議院時，熱情激動的群眾擠滿了道路兩側，不住地向引領他們取得勝利的首相歡呼祝賀。汽車無須啟動，擁擠的人群自然地簇擁著汽車前行。丘吉爾從車上探出身子，頻頻向群眾揮手致意。到了下院，丘吉爾站在陽臺上向人頭攢動的人群講了幾句話，接著他大聲地唱起了勝利之歌。群眾隨著他壹起唱，這支龐大的合唱隊的歌聲震撼了整個倫敦。這自然是丘吉爾壹生中的高光時刻，他的名字，因戰勝德國法西斯而永遠載入了史冊。
但在國際舞臺上叱咤風雲的丘吉爾馬上又要面臨壹場國內的戰鬥——下議院選舉。
從法理上講，英國議會由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共同組成。在名義上，壹切立法權的行使和上下兩院的運作都是在“國王陛下”的意願下進行。但是在實踐裏，英王只是毫無實權的虛君。根據《權利法案》的規定，國王不得停止法律的實施，不得廢除法律。只有議會有立法權，議會通過的法律，國王只是履行壹下批準手續而已。自從1708年以來，還沒有發生過議會法案遭到國王否定的事情。至於上議院，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其議員都是以世襲或封爵的方式產生，不具備民主的合法性，在《1911年議會法》剝奪了它所剩無幾的權力之後，上議院已然成為壹個老朽政客的清談館和養老院。換言之，通過普選產生的下議院在事實上就成了英國議會的代名詞。任何政黨，只有在下議院的選舉中占有多數席位才能組閣，上臺執政。由於從1717年之後，英國國王便不再出席和主持內閣會議，而由壹位大臣（即首相）主持內閣會議，“內閣首相應該由議會多數黨領袖出任”也就成為最重要的責任內閣制原則。
1945年大选期间的丘吉尔
問題在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競選休戰”。即使是補缺選舉也是由原本擁有這個議會席位的政黨提名予以補充，這等於在無形中剝奪了廣大選民最重要的權力——挑選議員並以此對政府施加壓力。至1945年德國投降時，下院的大部分議員還是1935年選出來的，那次選舉已與如今的人沒有關系了。其余議員更是連競選都沒有經歷過，從代議制的憲政意義上看，他們並不是由選民選舉產生的。整個議會及責任內閣的合法性因此大成問題。因此，贏得戰爭之後立即重新舉行選舉勢在必行。
對於這壹點，在西線戰場尚在苦戰時，丘吉爾就已經預料到了。1944年10月，丘吉爾親自主持壹年壹度的“（議會）延長法案”的二讀（這本來是內政大臣的職責）。首相當時的口氣說明，當年的延長法案是最後壹個了，各政黨的合作使1935年議會延長了這麽多年（本來是該在1940年11月期滿的），這種情況不會拖到戰後了。
只是，納粹德國投降了，日本法西斯還在負隅頑抗。按丘吉爾本來的想法，他更願意把議會選舉推遲到對日戰爭結束之後。結果這個提議被聯合內閣的反對黨同事們所拒絕。這樣壹來，為了避開通常的假期，議會選舉只好定於6月底或7月初，抑或幹脆拖到10月。丘吉爾在保守黨內部舉行了壹次民意測驗投票，發現幾乎全數同意7月這個時間，於是新的下議院選舉便定在7月5日——留給各政黨的準備期只有6周。由於需要等待分散在全世界的英國軍隊選民的選票結果傳回國內，投票之後三個星期（7月26日）才能宣布選舉結果。
1945年5月23日，英國戰時聯合內閣壽終正寢，丘吉爾首相在下院主持了這屆內閣的喪禮。他說，在他42年的議會生涯中，他從未對任何壹屆政府給予如此“忠心耿耿、信心滿懷、始終不渝的支持”。英王立即邀請他組織看守政府。5月28日，留任看守政府首相並組織了壹個保守黨內閣的丘吉爾在唐寧街10號為款待退出聯合內閣的反對黨大臣們舉行茶話會，老淚縱橫地宣布：“歷史的光輝將照耀在各位的頭盔上。”從這壹刻起，昔日的戰友又變成了“爭奪權力的敵手”。
參加這次選舉的政黨，也都是老司機了：傳統上代表大資產階級與貴族階級的保守黨（全稱保守與統壹黨）、向來擁護自由貿易的自由黨、以及由勞工代表委員會改組而來的工黨。這似乎是壹次沒有懸念的選舉，許多選舉預言家之間的分歧，僅在於保守黨在新議會中所占多數的大小。甚至隔岸觀火的約瑟夫·斯大林也告訴丘吉爾，根據蘇聯方面的預測，保守黨將會獲得80個席位的議會多數。
這其實是不難理解的，畢竟當時作為保守黨黨魁的丘吉爾聲望正達頂峰。人們給他蓋以諸如“戰時英雄”“領導英國度過‘光榮時刻’的人”“祖國掌舵大師”“時代的天才”“反法西斯著名領袖”等等桂冠。壹位名叫若斯（A. L. Rowse）的歷史學家在1943年甚至將他的《英國歷史的精神》壹書獻給“溫斯頓·S·丘吉爾：歷史學家，政治家，他的國家的救世主”。丘吉爾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於對丘吉爾不滿的人只能悄悄在日記裏泄憤而已。外交部常務秘書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便是其中之壹。奇怪的是此人居然是因綏靖政策聲名掃地的張伯倫的擁躉。在1940年丘吉爾成為首相前壹天，卡多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認為他會比內維爾（張伯倫）幹得更好。”將近五年後，他又寫道：“我渴望再次遇到可憐的老內維爾·張伯倫。（只有）他知道如何開展業務……”
即使存在這些公務員的牢騷，保守黨自己也相信利用自己領袖的照片和個人威望就可以掌控新產生的議會。甚至黨的全國宣言的標題也是“丘吉爾先生對選民的政策宣言”——與此同時，工黨的宣言則是“讓我們面對未來”，沒有出現任何人名。在競選過程中，丘吉爾乘專列旅行全國，以此作為流動的交通中心，似乎他是在繼續作為首相在行動。白天他離開火車，乘坐豪華的敞篷車各處走走。當他的隊伍來到某壹城鎮時，經常是前邊走著當地保守黨的宣傳車，廣播著:“註意第三輛汽車，溫斯頓來到我們這裏。這是地球上最偉大的人，世界上最傑出的國務活動家。”城市和村鎮的街道上掛著五光十色的帶有丘吉爾畫像的宣傳畫和標語，標語上大書：“此人贏得了戰爭”，“此人必將完成其事業”。相比之下，工黨領袖艾德禮（戰時內閣副首相）則是和妻子壹起坐壹輛舊汽車，從這壹城市跑到另壹城市，“他為人沈著、穩健，沒有壹點特殊化，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態度很謙虛”——即使丘吉爾在競選演說中攻擊“如果工黨在選舉中獲勝，英國將處於蓋世太保統治之下”。盡管如此，就連艾德禮本人對選舉也只抱著少輸當贏的心態，以為保守黨仍將在下院占多數。
1945年8月，出现在波茨坦会议上的新三巨头。此前4月，罗斯福病逝，副总统亨利·S·杜鲁门继任；7月，丘吉尔大选失利，克莱门特·艾德礼出任首相，雅尔塔三巨头只剩斯大林在职。前排坐者从左到右为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后排站立者从左到右分别为美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前罗斯福助手），英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美国务卿伯恩斯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這時候，太平洋戰爭仍在繼續，為徹底擊敗日本而召開的美英蘇三國政府首腦波茨坦會議，是在英國選舉揭曉以前開始的。會議過程中，為使丘吉爾能夠回到英國去聽取選舉結果，所以決定暫停幾天。躊躇滿誌的丘吉爾離開波茨坦時聲明，他相信自己是會回來的。丘吉爾的私人醫生威爾森甚至把行李留在了柏林，因為他確信過壹兩天就將和丘吉爾壹起回來。丘吉爾特意安排在選舉揭曉那壹天在倫敦的家裏舉行小型宴會，以慶祝保守黨的勝利——黨的競選總部保證至少可獲得56%的多數票。
誰知，選舉結果令人跌破眼鏡，無論是保守黨或是工黨都錯誤估計了選民的意誌。工黨共從保守黨陣營奪走210個席位，在過去壹個席位都沒有的某地區居然贏得了73個席位。最終結果，工黨席卷393個議席（保守黨只獲得213席），贏得遠遠多於議席過半（321席）的巨大勝利。在選民支持率方面，工黨的優勢不如議席方面那般顯著，但也以47.8%對39.8%大勝保守黨。至於早已在走下坡路的傳統兩大黨之壹的自由黨，在這次選舉中只獲得12席，徹底淪為無足輕重的小黨。許多外國觀察家對英國的這次選舉結果深感驚詫。壹位美國評論家後來揶俞：“英國選民不僅是記憶力不強，許多人簡直是患了政治健忘癥。”
這自然是針對英國民眾拋棄了他們的戰爭英雄及其政黨而言。丘吉爾雖然保住了自己的議員資格，但這場意料之外的失敗給他造成了顯而易見的打擊——甚至連士兵們都投票反對保守黨，而丘吉爾自認是他們的偉大軍事領袖——他坐在那裏呆若木雞，甚至壹句話也說不出來！“選民的裁決以壓倒壹切之勢表現出來”，保守黨失去下議院的多數意味著丘吉爾必須下臺。在計票全部完成之前，丘吉爾決定向國王遞交辭呈，國王在記錄中寫道：“這是壹次很慘的會議。”他提議給退職首相頒發嘉德勛章，但丘吉爾認為此時接受這壹榮譽不合時宜。當已經不再擔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叼著煙卷緩緩走出首相府時，街上的行人用溫和的目光目送他的離去。丘吉爾站住，舉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支成代表勝利的“V”型手勢。行人也舉起手向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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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45年的英国议会一边倒的选举结果，许多类似事后诸葛亮的评论指出，工党的胜利在于竞选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改革上，除了要对许多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之外，还要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实行国民医疗保健制。此话当然不无道理。残酷的战争使英国损失40万人口，全国1/ 4的财富毁于战火……虽然战胜了法西斯，但“在艰难岁月里，人们期望更好的食品、更好的房屋和改善社会福利服务”。选民企盼战后有一个进行社会改革、解决众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政府。偏偏“保守”党在人们眼中从来就不是改革派的形象。对选民来说，“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依然深孚众望，作为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却毫无吸引力”。因此，如同1945年7月《每日先驱报》所评论的那样：“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赞成保守主义的一切黑暗面……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要英国人民仍然过他们不愿再过的那种不愉快的日子。”
艾德礼（前排左二）宣布赢得大选。1945年7月，英国战后第一次大选，艾德礼领导工党出人意料地大胜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此次选举核心是民生问题，但是丘吉尔对此却不感兴趣，不仅将关系重大的住房建设计划排到了最末位置，甚至在演讲中攻击工党政府将会是“盖世太保式的”，结果招至失败
公正地講，這樣的看法其實有冤枉丘吉爾之嫌。畢竟，回顧他以往的政治生涯，丘吉爾甚至算不上忠貞的保守黨員呢。
起初，由於丘吉爾家族同櫻草會這壹保守黨的附屬團體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丘吉爾加入了保守黨。但丘吉爾本人更傾向於自由黨的主張：實行普選、嚴格限制下院議員領取報酬、征收累進稅、限制陸軍規模……如他自己所說，“除了名義以外，我是壹個徹頭徹尾的自由黨人”。最終，在1905年1月，丘吉爾被忍無可忍的保守黨吊銷了黨員資格。轉投自由黨的丘吉爾在1908年阿斯奎斯首相上臺後被任命為貿易大臣，正式進入內閣。在貿易大臣任上，丘吉爾推動強制性工人失業和傷殘保險的立法。在其推動下，1909年英國議會批準了《勞動介紹所法》，允許在合適的地方建立勞動介紹所；勞動介紹所使用合適的方式收集勞動力供需的信息，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等等。1911年的《失業保險法》則對有關失業保險的適用範圍、領取條件、繳費標準、津貼標準及管理方式都做了具體的規定，第壹次建立起失業保險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丘吉爾乃是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奠基人之壹。
到了壹戰之後，隨著左翼的工黨掘起，自由黨日漸式微。在這種情況下，丘吉爾在1924年再度改換門庭重回保守黨懷抱，並以壹個“憲政主義者”的身份進入議會與內閣（任財政大臣）。《曼徹斯特衛報》對此諷刺道，“他已經是第二次離開沈船了”。但作為壹個人道主義者，丘吉爾對於社會福利的態度仍舊算得上開明。他認為國家有必要通過“紀律，組織和救濟”來減少貧困和提供社會保障。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充當“後備雇主”，以保障所有英國人都生活在“最低標準”之上。壹俟“最低標準”得到國家的保障，丘吉爾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憑自己的才幹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吃福利）。甚至丘吉爾對於工黨提出的大規模國有化計劃的質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官僚難道不比私人雇主更低效，更昂貴，更專橫？”
實際上，在1945年的大選中，丘吉爾對於社會改革的議題也並非無動於衷。看守政府在選舉前的壹個月還向議會提交了兩個社會改革的重要措施——家庭津貼法案和工業場所法案並獲得通過。只不過這壹切在工黨向選民的承諾——“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使壹切人擺脫貧困，建立壹種使每個男女兒童有可能發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面前黯然失色了……
無論如何，擺在搬出唐寧街10號的前首相面前最為現實的問題是，未來何去何從？當時的丘吉爾年已71歲高齡，就此引退也不失為壹個體面的結局。就連許多接近丘吉爾的人士也認為，他應該在晚年享受他在戰爭年代所贏得的榮譽。但這就意味著，溫斯頓·丘吉爾漫長而輝煌的政治生涯畫上了句號，這是丘吉爾所不願意的，他不承認自己已經徹底失敗而永遠退出政治舞臺，並相信自己壹定會返回唐寧街10號：“工黨政府不會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們返回之前，國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損害。我們應當回去。我們壹定回去，這是必然的，就像太陽明天必然會重新升起壹樣。”
作为在野党领袖的丘吉尔对议会活动其实不太感兴趣。他不经常出席下院的冗长会议，对于继任人艾德礼首相也保持着尊重：“艾德礼先生贵为英国首相。艾德礼先生贵为战时的副首相，对于赢得战事有重要贡献。艾德礼先生是忠贞的爱国志士。我不准……叫他‘笨老头艾德礼’！”在野期间，丘吉尔所做的最惊人的一件事是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视为“冷战”开始的标志。
1951年英国普选，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汀在竞选委员会窗口露面，向群众致意。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在丘吉尔的带领下卷土重来，但在光鲜的背后，丘吉尔已经疾病缠身，选战期间，他已中过一次风，到了1952年2月，这位语言大师甚至已经开始逐渐丧失读写能力
温斯顿·丘吉尔的威望犹在。1948年，当乔治·奥威尔写作传世经典《1984》时，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名字，无疑是在向丘吉尔先生致敬。1950年，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发表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波普尔在给丘吉尔的信里，“向开放社会的辩护人表达作者的感激之情”。
从某种程度上说，丘吉尔的夫人在1945年败选时安慰丘吉尔所说的“因祸得福”是对的。失掉首相职位反而保住了丘吉尔的名声。英国走过6年大战浩劫，国力耗竭，全球势力大幅缩减，丘吉尔下台就此免掉了应付这局面艰巨、痛苦的责任。这方面，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劳合·乔治就是前车之鉴，这位大战的胜利者在和平时期反因进退失据而声名扫地：由于经济上的困境，任何战后政府都不得不再次实行配给和紧缩政策，呼吁公民努力工作，勒紧腰带——而这在和平时期是肯定不得人心的。
1955年4月5日，丘吉尔走出唐宁街10号，前往王宫向伊丽莎白二世递交辞呈。1951年，丘吉尔赢得大选，第二次出任首相，但因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日益欠佳的丘吉尔不得不在1955年辞职，将职务移交给他的副手安东尼·艾登。当时丘吉尔已经年过八旬，在接班问题上他曾半开玩笑地说道：“我得赶紧退休，安东尼可不是长生不老的”
事實正是如此。在工黨政府治下，1945年至1951年期間，實際周薪平均僅增加了6%，換句話說，“實行社會主義的六年期間，工人為了使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不得不長期加班加點”。這迫使工黨的傳統支持者工會也起而反對工資限制。就連工黨大肆吹噓的國有化也只是國家出錢買回原企業主的產權，經營管理則原封不動。勞工既不能分享利潤也得不到經濟上的實惠。唯壹值得贊許的大概只有社會保障。工黨政府利用自己在議會的絕對多數，通過了“國民保險法”“國民衛生保健服務法”等壹系列社會立法，建立了壹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安全保障體系。不過保守黨方面吸取了上次敗選的教訓，很快也做出反應，提出壹份《工業憲章》，重申了原由工黨提出的“福利國家”方針，使工黨無法獨占這壹光環。
結果，如同鐘擺壹般，民意又偏向了保守黨壹側。在1951年的選舉中，保守黨雖然在總得票率上以48.0%對48.8%的微弱劣勢落敗，但在至關重要的下議院議席爭奪中卻以321席對295席戰勝了工黨再次上臺，丘吉爾因此卷土重來，再度出任首相，這時，他已77歲高齡。在此之前，他曾兩次中風，在他第二次擔任首相期間，又發生兩次中風。他的私人醫生曾說，丘吉爾“已喪失了原來的工作能力，自信心也隨之而去”。迫於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丘吉爾的第二個首相任期只勉強維持了4年時間。1953年，年輕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再次授予丘吉爾以英國最高勛章（嘉德勛章），授予他貴族地位，稱其為溫斯頓·丘吉爾爵士。這壹次，丘吉爾沒有拒絕。這其實也是他在考慮退休的征兆，因為他此前壹直不肯受封，免得稱呼跟著要變——他極珍視“丘吉爾先生”的名銜。
到了1955年4月，丘吉爾終於以80歲高齡卸下英國首相之職。4月5日中午，丘吉爾主持他最後壹次內閣會議，下午4時半，他到白金漢宮正式遞交了辭呈。第二天下午5時，丘吉爾永遠遷出了唐寧街，“在祝福的歡呼聲和叫喊聲中，乘車慢慢地離去”。在此前的3月1日，溫斯頓·丘吉爾最後壹次以聯合王國首相的身份發表演講。他告訴聽眾，“黑夜終有破曉的時候，公平競爭、友愛世人、尊重正義和自由，終將帶領苦難的世代大步邁進，掙脫我們淪落之醜惡世紀，平靜、凱旋向前。在這個時候，決不要退縮，決不要頹喪，決不要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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